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讀后感400字范文5篇
推薦文章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讀后感400字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是一本由錢穆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平裝圖書，本書定價：16.00元，頁數(shù)：180，小編整理的一些讀者的讀后感，希望對大家能有幫助。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讀后感400字
每個朝代詳述框架如下：
政府：
1、權(quán)職——皇室及官員組織架構(gòu);
2、保政——兵役制;
3、養(yǎng)政——田賦稅;
4、興政——科舉制;
不僅歷朝代政府是以此框架進行權(quán)力鞏固，共產(chǎn)黨也同樣不例外。
中國5千年歷史斷不可以“專制黑暗”四字一筆形容，正如之前所悟任何一個事物的興起，必定與當下的“社會網(wǎng)絡”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
漢朝：可看成是中國政治制度的發(fā)源年，眾多制度從0到1的過程都是在這個時代發(fā)生的，地方政府制度更是先進;限制民眾不讓你過富，卻未照顧到底層貧苦民眾;
唐朝：在漢的基礎之上，對宰相權(quán)力進行了分割、地方政府放權(quán)以及商業(yè)不收稅，旨在不讓民間有窮人，所以華夏大地一片欣欣向榮;有點類似于現(xiàn)代西方社會健全的福利制度;不讓民眾過窮，卻不限制民眾過富。
宋朝：基本沿襲了唐朝制度，改名換姓實則無創(chuàng)新建樹。尚文輕武的王室觀念得以讓文化在混亂黑暗的局面下復興，為知識傳承奠定基礎;
明朝：廢除宰相制度，中央集權(quán)開始，皇帝精力有限，不親政，導致宦官弄權(quán)，實屬制度上的一種退步;
清朝：專權(quán)的極致表現(xiàn)，所有手段只為鞏固“滿清”部族的統(tǒng)治所立，根本無制度可言;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讀后感400字
這是一本小書，很短，比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還要短小精干許多。里面的語句有時乍一看似信手拈來，但繼續(xù)看下去便知須是學力深厚才能如此舉重若輕。拋開了復雜的人事，專注于制度上的變更，這本書在這個角度上讓人對以前的歷史有了一種新的認識。傳統(tǒng)的歷史書更多是如史記一般記錄事件，制度的設置都是隱藏在紛繁的人事之后的。在這本書里，將政治制度單拎出來講，對非治史的讀者而言，是的確方便許多。
錢穆寫這本書時，恰是中華文明的低潮期，對于我們自己的歷史傳承，許多人都生出了懷疑之心，而傾心于英美。當時不乏傾向于對歷史絕對否定的人，所以在該書中，錢穆反反復復地提到了一個意思，評價古代的政治體制要結(jié)合當時的歷史情況，絕不能以一句封建腐朽就來一棍子打死。既然當時的政治體制可以如此建立，就說明在某種程度上它是符合當時的國家狀況的。如此從這本書中，也可以使得更多的人了解歷史中那些起起伏伏，對自己的國家歷史有更好的理解，而遠不是一句封建專制能概括得完的。
看這本書，有兩點感受較深。
一是，久而久之制度都會失去自我調(diào)節(jié)的能力，和現(xiàn)實狀況脫節(jié)。這使得在朝代的后來，都無法通過自我調(diào)節(jié)來解決新的問題，由此只能來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換代，方能讓國家機器在廢墟中重新開始。除開宋朝這種先天國防弱勢的之外，其他朝代更多的是在土地政策或者稅賦政策，亦或人事政策上出了問題，埋下了動蕩的隱患，然后在戰(zhàn)火中覆滅。讀完后感覺這種僵化似乎無一例外，就算是有所謂中興亦或變法，也多是以失敗告終，更多的還是無濟于事，只能迎來最后的改朝換代。
二是，文人治國是必須的，然而也是需要提防的，如何平衡是個問題?；蛟S人都是自私的，總不能拿出那幾個少有的人去代表整個集體。正如一句話所說，知識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這里的power也可以解釋為權(quán)力。權(quán)力是希望繼承的，是希望能夠可控地傳承的，或是積極地擴張，但這種個人的愿望和國家的需求又是相悖的。由此裂縫產(chǎn)生的破壞力，又會是改朝換代時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就如明朝一般。如何處理好官僚集團，文人集團和國家與國家機器之間的關系，又是歷代的變革核心之一。但最終走到清朝時，這種改變也走到盡頭，畢竟?jié)M清是外來政權(quán)，對于政治體制的設計，考量更多的還是如何穩(wěn)定自身的異族統(tǒng)治，此處的私心不是以往的漢人政權(quán)所有的。而對官僚系統(tǒng)與文人集團的關系進行平衡，幾乎每個朝代都在進行著這種動作，由此看來，或許49年后的種種動蕩也有這一意味。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讀后感400字
如果有時間，一口氣看上兩遍三遍多好啊。現(xiàn)今時代雖然書籍泛濫，然而大浪淘沙，經(jīng)過時間洗禮的經(jīng)典果然是經(jīng)得起推敲細閱，很難有書在看第一遍中段時候就想著什么時候要看多一次，其內(nèi)容博大，深入淺出又梳理得透徹清晰。
書中講到中國史里五個最重要的朝代：漢唐宋明清的政府組織、經(jīng)濟制度、選舉制度、考試制度、兵役制度等，可由中一覽中國歷史之全進程。
錢穆講歷史總結(jié)如下幾點精髓：
1.講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離開人事，單來看制度，則制度只是一條條的條文，干燥乏味。
2.任何一制度絕不孤立存在，各制度之間必互相配合，形成整套。
3.某一制度之創(chuàng)立，必有其淵源，不是憑空忽然而來，其消失也并非無端而是漸漸變質(zhì)的后果。即是制度雖成文卻也跟隨人事而有變動。
4.某一制度的創(chuàng)立在其當時代必然有外在需要和內(nèi)在用意，不為后人所了解，時代更替，制度不存，不可單憑異代人主觀的意見和懸空的推論，判斷一制度在其時代的實際需要和真確的用意。
5.任何一制度，絕不會有利而無弊，也絕不會有弊而無利，不該單憑時代意見來抹殺歷史意見。
6.不僅要重視制度的時代性，還要重視其地域性。
7.歷史的特殊性必牽連深入到全部文化史，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的一個項目，若不深切認識某一國家某一民族全部歷史之文化意義，很難孤立的抽出其政治一項來討論其意義和效用。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讀后感(七)：讀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泱泱中華兩千年，史籍浩繁，但自太史公起，多是紀傳體史書，少有專述制度的典籍，而能把歷代制度放在一起作對比的史書更是少之又少。錢穆先生這本書，從制度著眼，如線穿珠，從漢、唐、宋、明、清一路講下去，貫穿起各各人事，讓人豁然開朗。
錢老閱史無數(shù)，是近代治史最后一個集大成者，這本書也是寫的深入淺出，各種典章故舊信手拈來。筆者學力淺薄，只能就其中幾點做些思考。
一. 到底存不存在相權(quán)。
宰相，按照錢先生的說法，是中國古代政府中的實際領袖。兩千年國史其實就是皇權(quán)和相權(quán)相互博弈，此消彼長的過程。從漢代一路走下來，皇權(quán)日盛，相權(quán)日衰，到明代胡維庸造反，明太祖取消宰相一職，所以明清兩代才是真正專制的時代。
天下之大，從秦代統(tǒng)一算起，疆域北起河套，南至兩廣，西起隴山，東至朝鮮半島，有上千個縣，事務繁多。始皇精力過人，尚自每天要批閱一百多斤奏章，后來人自難仿效。這么大的天下，一個人是無論如何管不過來的，必須有人分擔，所以宰相必然存在，只是在不同的時代，會有不同的名稱，分擔的分量也不一樣罷了。在漢代叫宰相，一人包攬，唐代是由中書令、侍郎、尚書令三人負責，宋代由中書負責行政，三司負責財政，樞密負責軍事，明代由大學士票擬，皇帝本人或者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批紅，清代政務由皇帝和軍機處大臣商定。不論名頭如何變化，總是要有人來分擔皇帝手里的權(quán)力的，這是中國國土博大、事務繁多所天然決定的。
二. 宰相到底是管家還是實際領袖
錢先生認為，宰相是政府首腦，是國家的實際領袖?；实壑皇菄覚?quán)威的象征。至于后來相權(quán)衰微，是各類因素共同導致的。但這是不對的，正常情況應該是相權(quán)對國家負責，皇權(quán)只對皇室負責。
但是從上文可以看出，兩千年下來相權(quán)是越來越小，皇權(quán)倒是越來越大。如果宰相是實際領袖的話，為什么卻要不斷受到皇室的制約。如果把宰相看作是皇帝的管家的話，這個現(xiàn)象就很容易解釋了：主人讓管家?guī)兔χ渭?mdash;—遇到懶主人，管家管的就多管些;遇到勤快的主人，管家就少管些。
那么，到底宰相是實際領袖還是管家?這個應該從誰受制于誰來分析。
中國國土龐大，舉國皆是自給自足的農(nóng)業(yè)家庭，居住分散，參政意識淡薄。這導致了中國不可能像希臘城邦那樣選舉產(chǎn)生領袖，也不可能定期推選出代表民意的國會，所以天然地造成了不民主。不民主就會產(chǎn)生個體領袖——皇帝，再由皇帝來任命宰相，從而宰相受制于皇帝。所以與其說宰相是政府實際領袖，不如說宰相是皇帝事情太多管不過來，請的一個管家而已。倘若皇帝是由宰相或者內(nèi)閣任命的，那樣宰相方可以說是實際的領袖。
三. 歷代田賦政策
歷代土地政策都極其簡單，雖有便于操作、避免官吏從中上下其手的考慮，但是也過于簡陋了。漢代就是按田收賦，唐代實行兩稅制，按人收賦，宋代也是兩稅制，加上地方鄉(xiāng)紳負責制，明代用魚鱗冊，按人、按田統(tǒng)計收賦，清代沿用明制。即不考慮田有貧瘠肥沃，也不考慮收割播種的效率不同，更遑論山民、漁民等不以耕地為生的家庭。與精巧繁復、互相牽制的政府職權(quán)系統(tǒng)相比，真是簡陋之極了。從這一點，也可見出皇帝們視百姓如芻狗的心態(tài)。
四. 清代制度得失
清代是皇權(quán)最集中的朝代，加上自雍正皇帝創(chuàng)立的秘密政治，使有清一代的政治制度最為黑暗專制。但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清代的皇帝反而是歷代里最為清明的。這來源于清代皇帝對皇子教育的高度重視和雍正創(chuàng)立的秘密建儲制度。這個制度保證了太子不用早早確立，成為大家的靶子，同時皇子們?yōu)榱烁偁巸ξ?，也要各各勤勉?/p>
就像錢老說的，制度永遠要和人事配合起來才能發(fā)揮作用。清代沒有一個好的政府職權(quán)制度，反而發(fā)展出了好的儲位繼承制，從而保證了每位皇帝都不至于太差勁。
五. 制度的作用
每朝都有每朝的制度，配合當朝的人事才能發(fā)揮出應有的作用。沒有完美的制度，任何制度都會有死角存在。有時候越是繁復的制度，死角反而越多，這就是老子說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所以制度絕對不是越多越好，而要視當時情況而定，針對時代特點，制定出配合當時人事的制度來，才能發(fā)揮其作用。同樣的，時代前進了，人事變化了，制度也應該跟著變化，因循守舊，只能是弊大于利。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生產(chǎn)力決定生產(chǎn)關系，生產(chǎn)關系影響生產(chǎn)力。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錢穆先生視野宏闊，分析鞭辟入里，語言平實。這本書極薄，而內(nèi)容卻極厚重，值得一讀再讀。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讀后感400字
讀了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其主要論述了漢、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組織、教育選舉、經(jīng)濟賦稅、國防兵役制度，從制度誕生的背景和歷史的沿革演繹來分析，在歷史中看歷史，以其必然性、偶然性和當時的實際要求來檢討得失，讀讀此書也有利于把歷史電視劇看得明白一點。由此我聯(lián)想到了當代的中國。
對于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是否需要象中國目前這樣，搞越來越加強的中央集權(quán)確實是個疑問，管理范圍過大，層次繁冗，能否管好，能否根據(jù)各地不同情況來統(tǒng)籌兼顧，始終是個問題。這方面美國做的比較好，它的每個洲擁有足夠的權(quán)利來根據(jù)自身條件來確定法律、財政、經(jīng)濟發(fā)展政策，這樣能減少行政層極，提高行政效率，更好的完善地方政治。封建政治發(fā)展中，漢代的地方政治一直為后人所稱道，應該值得借鑒。當然美國和中國有所不同，目前的我們畢竟改革開放才二十年，在國民經(jīng)濟還不太發(fā)達，人民生活水平還不太高的情況，集中力量辦大事或許是個較好的選擇。
接著是關于政治與現(xiàn)實的關系。漢代君權(quán)和相權(quán)大致是并列的，而到了明代，朱元璋把相權(quán)的大部分拿到了自己的權(quán)利范圍里。這些變革與制度本身特點、制度的發(fā)展以及人事都有關系，當然更重要的是符合現(xiàn)實需要。但是朱元璋對宰相的廢止實際上是為維護個人權(quán)威和獨裁服務的，那么作為“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如何讓制度跟隨現(xiàn)實而變遷，如何讓制度的變遷真正為老百姓服務似乎應該作為目前的發(fā)展標竿。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上，對制度的完善和變革該如何做。八十年代，一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拉開了改革的序幕，并在接下來的二十年內(nèi)證明了這個論斷的無比偉大光榮正確，那么“實踐標準論”同樣適用于現(xiàn)在以及以后的制度變遷，只要充分把注意力放在人民群眾那去，充分發(fā)揮老百姓的主觀能動性，充分發(fā)揚民主和自由而不只是說一套做一套，相信制度一定能夠越來越適應現(xiàn)實，那樣偉大光榮正確才名副其實。
再者是中外制度的比較。孫中山曾經(jīng)說中國古代政治比西方先進，這是實話。中國封建制度經(jīng)過幾千年的發(fā)展，越發(fā)完備和鞏固，漢唐之時達到頂峰，盛極而衰，腐朽和專制越來越明顯，終于到清代在內(nèi)外的合力作用下把封建制度帶到了終點。一百年前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雖然推翻了封建制度，但是封建思想直到今天仍然或多或少的占據(jù)著“子民”的大腦，正是由于發(fā)展完備所以封建思想的余孽才如此頑固，如此根深蒂固。相反，華夏文化發(fā)達之時，歐美只是蠻痍之地，放眼當前，西方發(fā)達國家借助資本的力量迅速壯大，美國更是稱霸全球，原因何在，我們又該如何應對?
這樣看來，歐美國家正是因為封建體制的不發(fā)達、不輝煌鍛造了資本的力量，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反而在當前世界中獨占鰲頭。對于中國來說，二戰(zhàn)后的物質(zhì)景象就是一窮二白、白紙一張，然而人民的思想?yún)s遠遠不是白紙一張，而是沉浸著中國兩千年封建思想的余輝，思想的力量永遠不可小視，兩千年思想又不會在一代兩代的傳承之后蕩然無存。物質(zhì)可以摧毀，可以再建，思想由于不可見往往不能受到重視，中國目前的發(fā)展困境表面上看在制度，實質(zhì)上在人民的思想，試想人人都贊成自由民主，人人都欣賞民權(quán)法治，國家制度又豈能停滯于此?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讀后感400字
中國古代的政治政治制度并非一層不變的，也絕非簡簡單單的封建專制所能形容。
首先封建一詞更是與中國實際大不相符，中國古代社會的地主并鮮少擁有西方領土地主式的政治資本，地方最高權(quán)力機關多是中央力量的在地方的延伸，正是所謂中央集權(quán)(當然這同樣表現(xiàn)為一個過程)。而即使是西周的分封制也與西方的封建制大不相同，西方的封建更多是中央權(quán)力不足以對地方進行控制，而自下而上產(chǎn)生的一種封建制，而西周的分封制則是中央為鞏固政權(quán)而自上而下推行的一種制度。
而專制也并非完全，首先是專制的主體到底是地主還是皇權(quán)，如果是說地主專制顯然并不符和實際情況，事實上，古代的科舉制度在相當程度上保證了良好的社會流動性。和古代西方社會相比，古代中國可以算是一個開放社會而非封閉社會。而皇權(quán)專制盡管在明清之際發(fā)展到頂峰，但在從秦漢到唐宋很長一段時間都有著相權(quán)的制約。
2 任何一種政治制度都是與文化相適應的，文化是制度合法和政權(quán)合法性的基礎。
在我們談論中國人的奴性時，并不能把古代的某一階級假想成為一群在主觀層面上刻意為之的陰謀者，或者，至少不是從一開始就這樣。盡管中國政治文化中，沒有人權(quán)的思想，但也絕非將民眾簡單地看做的奴才，中國古代崇尚的賢人政治，即有著良好德行的士大夫有著責任和義務兼濟天下蒼生，這里并不存在權(quán)利被剝奪的概念。所以，任何一種政治制度都是與文化相適應的，文化是制度合法和政權(quán)合法性的基礎。
3、制度的激發(fā)善和懲治惡
賢人政治的理想自然是以孔孟之道為藍本，也有一種說辭是孔孟之道本就是地主階級進行壓迫的思想宣傳工具。思想宣傳工具確屬于值得商榷的概念，但統(tǒng)治者的利用也應該是一定存在的事實，要不然孔子也不會周游列國卻終不得志。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政治制度過分仰仗統(tǒng)治者政治德行，或者是一個不懲惡的制度，若有個好皇帝、好父母官，便是百姓之福，若碰到個壞皇帝、壞官員，便是百姓之禍。人性之惡鮮有制度性的約束。似乎又回去那個司空見慣的觀念，好的制度一定是激發(fā)善而懲治惡的，至少在傳統(tǒng)的權(quán)威失去合法性的現(xiàn)代是這樣的。
相關文章：